此间无奈

天色渐暗，街灯次第亮起。我站在窗前，望着楼下的行人匆匆，手里捏着一纸调令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单位里新来的领导要调我去分公司，说是"锻炼"，同事们都道是"升迁的前兆"，纷纷祝贺。我勉强笑着，心里却明白，这不过是新领导带来的亲信要占我的位置罢了。横竖都一样，我收拾了办公桌的杂物，一盒回形针，两本笔记本，还有那盆养了三年的绿萝——叶片已经有些发黄。

临行前，老张拍了拍我的肩膀。他在这里干了二十年，头发早已花白。"看开点，"他说，"这种事常有。"我点点头，知道他说的是实情。办公楼走廊的墙皮剥落了一块，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，像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新单位在城郊，每日通勤要多花一个小时。早晨出门时孩子还未醒，晚上回来时已睡下。妻子抱怨了几句，后来也就不言语了。她眼里有一种我熟悉又害怕的神色——那是认命的样子。

办公室里冷气开得很足，吹得人皮肤发紧。新同事们表面客气，背地里却将我视为"上面派来的眼线"。我试图解释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解释有什么用呢？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。

午休时我常独自走到楼后的空地。那里杂草丛生，有几株蒲公英在风中摇晃。我蹲下身，看着那些白色的小伞兵随风飘散，想起小时候母亲说的话：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哪儿，就在哪儿生根。如今看来，不过是无处选择的无奈罢了。

工资倒是涨了些，可扣除多出的交通费，所剩无几。我数着钞票，想起上周孩子要买新书包的眼神。他懂事地没说第二遍，这比哭闹更让我心痛。

窗外的雨下起来了，打在玻璃上，模糊了外面的世界。我摩挲着调令上已经有些皱折的边角，突然觉得，人这一生，不过是从一个格子间搬到另一个格子间罢了。那些说不出的苦，大约也只有窗台上的灰尘知道，它们沉默地积了一层又一层。